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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 穿透文宝光影 品读那些人、那些事

发布日期:2021-12-01 18:54   来源:未知   阅读:

  日前,省政府印发通知,公布我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次共28处)的保护范围,要求各市县、各部门切实做好文物保护 管理工作。自2019年首次划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到两年之后再次划定一批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海南保护历史文物的决心可 见一斑。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先后实施一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鼓励各地活化利用文物资源,秀英炮台、东坡书院等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成功创建 3A或4A景区。与此同时,随着城乡建设的推进,文物保护也面临一些新挑战,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为文化遗产保护、文物行政执法等奠定了基础。

  海南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份,负责管辖全国最大的海域面积。海南岛的人类活动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秦汉时期,海南岛正式归属 中原王朝管辖;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海南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明清时期,海南岛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滨海邹鲁”。

  从落笔洞遗址,到东坡书院,从秀英炮台,到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在历史的长河中,散落在海南各市县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那么,海南文物“家底”到底有多少呢?“经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全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4274处,主要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 窟寺及石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6类,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海南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3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省保单位)208 处。

  1994年,当时新成立的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着手推进第一批省保单位的申报、复查和报批,最终将36处不可移动文物列为第一批省保单位。2009年,我省核定公布了第二批省保单位。

  一直以来,国家文物部门每3年到5年从全国各地报送的文物保护单位中甄选出一部分列为国保单位。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国保单位名 单,我省 11处入选。至此,我省共有国保单位35处,包括古遗址11处、古建筑10处、古墓葬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10处、其他2处。

  近年来,我省文物部门加大力度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先后实施五公祠、琼海关旧址、崖城学宫、蔡家宅、溪北书院等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以 及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杨善集故居、王文明故居等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在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方面,公布革命文物名录,核定可移动革命文物195件/ 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10处。实施崖城学宫、落笔洞遗址等一批消防工程项目,提升文物安全管理水平。

  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稀有性甚至唯一性特点,一旦被损毁就难再复原。对文物保护而言,划定保护范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2019年、2021年,我省先后两次开展国保、省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共有30处国保单位、201处省保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文物保护单位范围经海南省政府正式公布,就已具备法律效力。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文物安全及其环境风貌完整,依法规范和科学引导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活动,处理好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该负责人表示。

  参观红色遗迹、学习红色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位于海口闹市区的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不仅是国保单位,也是海南递给国内外游客的一张红色名片。

  2019年,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92022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着力 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提出了百年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琼崖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等重点项目。近年来,海口推出修缮开放革命旧址、提 升展览展陈功能、开展党建教育活动、推介红色旅游线路等举措,打造“中国琼崖地方组织诞生地”品牌,发展红色旅游。

  依托文物资源,我省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国保单位秀英炮台、东坡书院分别创建3A级景区、4A级景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母瑞山琼崖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园创建4A级景区。

  东坡书院,位于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是苏东坡在儋州留下的重要遗迹之一,其前身是“载酒堂”,始建于1098年,1548年更名为东坡书 院,1996年被列为国保单位。东坡文化是儋州乃至海南的一张名片。东坡文化旅游区通过集聚儋州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调声文化等打造旅游品牌,发展教育修 学旅游、观光旅游、热带乡镇生活休闲旅游。今年8月,该旅游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我省文旅融合发展的范例。

  海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宗祠不多,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宗祠更是少之又少。坐落于澄迈县老城镇的石石矍(qu)村,始建于唐,相传为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首领冯宝、冼夫人的直嫡后代迁居海南时创建,是海南冯氏先祖渡琼后最早的居住地,所以又被称为“冯氏海南第一村”。

  石石矍村有冯氏祠堂古建筑群,包含冯氏大宗祠、夏阳侯庙、文林冯公祠等,其中将军第为冯氏大宗祠的第一进,始建于隋朝。村中传统建筑集中连片分布,有火山岩古民居230余间,大部分传统建筑主体完整,是我省具有代表性的火山岩传统民居建筑群。

  11月18日,在冯氏后人冯祥的带领下,海南日报记者沿着石石矍村的石板路前行,探访冯氏祠堂古建筑群。

  冯祥告诉记者,石石矍村现有700多户、1700多人,除了嫁入村里的外姓女,全村人都姓“冯”。“石石矍”这一村名取自村边的石石矍港海水拍击岸边礁石时发出的声音,目前石石矍港已改称马村港。“过去海滩上到处都是大石头,海浪拍打岸边的礁石,会发出确确的声音,很明显。”

  记者注意到,冯氏祠堂古建筑群沿饮马塘而建,坐北朝南,依山坡排列,有依山傍水之意。“村里的几百间火山岩民居呈梳状分布,有15条用火山石铺设的巷道,通风很好,排水也方便。”冯祥说,该村的古建筑布局非常精巧,这反映出先辈的智慧。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这大宗祠的石雕、龟雕还是那么栩栩如生。”跟随冯祥的脚步,记者来到了冯氏大宗祠。该宗祠始建于隋唐,宋、明、清均修缮过。宗祠的大门为一面层次分明的高大山墙,顶置祥云镂雕图案。门楣上镶嵌有“大宗祠”三字石匾,落款为“光绪甲申年壬申月己酉日乙丑时重修”,系大宗祠最近的一次重修。

  走进大门,可看到“将军第”的匾额。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将军第”三个字的走笔有所不同。“比如军字竖笔直穿过顶,有上达朝廷之意,第字中间竖笔不接横画,寓意冯异当年处事谦逊退让,不争功。”冯祥指着匾额上的字对记者说。据了解,将军第是为纪念东汉冯氏先祖冯异而建。冯异为东汉将军,屡建军功而不自傲,每次到了论功行赏时,他总是退到树下乘凉,故而被人称为“大树将军”。

  宗祠墙上的彩色壁画,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清晰可辨。“这些图案的内容多为海棠、莲花、云、龙、麒麟等吉祥物和广为流传的典故,如鲤鱼跳龙门麒麟献瑞姜太公垂钓等,反映出人们祈求国泰民安、人丁兴旺、延年益寿、事业兴旺、生活美满的美好愿望。”冯祥回忆说,他小时候在宗祠里上过学,当时这些图案清晰度高,特别漂亮。

  石石矍村的村民,都以自己是冯宝、冼夫人的后代而自豪。冯氏祠堂古建筑群内,有冯宝、冼夫人像供大家瞻仰、祭拜。

  “说起冯氏祠堂,肯定离不开冼夫人。别小看这个村,它不仅是海南冯氏的发源地,更是海南历史人文的福地。”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保员符运涛说,假如没有冼夫人在琼建立行政机构,海南作为“域外之地”孤悬海外的时间会更长。

  海南省文物专家库成员陈琳带领团队从2018年开始研究包括冯氏祠堂在内的石石矍村古建筑、民俗文化。据其介绍,在南梁大同年间(535年-546年),儋耳黎族千余峒归附冯冼氏,冼夫人请命于朝,设立“崖州”,结束了封建王朝对海南岛近600年的“遥领”(有名无实之治,未设行政机构)。至此,海南开始置州设县立邑。冼夫人在辖制海南期间,平定叛兵匪贼,积极组织移民,将先进的农业技术、文化带入海南。

  “在海南的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中,有大量关于冼夫人开发海南,办学兴教,为海南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的记载,冼夫人在海南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陈琳对记者说,一千多年来,海南人民一直以“过公期”、举办军坡节的形式来纪念先祖。

  每年的正月三十到二月初二,是石石矍村的大日子。“我们都非常敬重冼夫人。”冯祥说,每到“公期”前后,石石矍村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村里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在锣鼓喧天中按当年军队兵勇编排形式举办出师仪式,舞龙、舞狮等。村民们或邀亲友欢聚一堂,或通宵达旦看琼剧演出,乐在其中。

  “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变好了,许多家庭盖起了小楼,有的村民在附近的电厂上班,收入稳定。”冯祥说,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村民住在火山岩民居里,大部分人只在过年过节祭祖时回老宅祭祀。

  自2015年起,澄迈有关部门着手对石石矍村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开展石石矍村文物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与活化利用等方面工作,并编制了《石石矍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2015年-2030年)》。

  根据规划,澄迈积极推进传统村落环境综合治理、景观提升、污水集中处理、文物标识牌安装等工作,划定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编制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修缮和展陈方案。

  “按照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修缮和展陈方案,我们将对石石矍村5个祠堂进行修缮,在现有基础上建设冼夫人文化博物馆。”符运涛说,冼夫人文化博物馆的陈列将从社会、文化、建筑角度,展示石石矍村兴起、繁荣的历程。

  “石石矍村不仅是冯冼文化重要的传承地,更是中国朴素社会风尚与价值观的具体代表,保护冯氏祠堂,对弘扬爱国统一民族团结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陈琳说,建议澄迈以现有文物资源为依托、旅游产业为载体,深入挖掘石石矍村历史文化底蕴,打造特色鲜明、历史厚重、内涵丰富、中外游人向往的村落文化旅游景区,让静态的资源活起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

  通过历史遗存展示传播文化更生动,也更有说服力。历经沧海桑田,今天的石石矍村,虽已不是“海浪拍岸”时的模样,但其村落文化仍闪耀着光芒。

  走进海口府城地区,穿街过巷,在纵横交错间感受“七井八巷十三街”的格局,一口口古井,一间间老宅,让人仿佛置身于古城昔日的繁华中。在众多古巷中,数马鞍街与朱云路之间的达士巷最为静谧古朴。尽管达士巷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它其貌不扬的入口和仅数百米长的巷道,并没有吸引多少游客盘桓于此。

  达士巷长不过400余米,其中一段铺着石板,夕阳斜照下,古巷仿佛映照出历史的光影。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海南历史上不少名贤达士都与这条古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被誉为“岭南巨儒”的钟芳,如可称“人伦之鉴”的郑廷鹄,如以孝友闻名的郑存礼,如近代海南文化贤达王国宪。他们或是世居于此,或是晚年才来此建宅,他们接受古巷人文滋养的同时,也赋予了古巷耀眼的光辉。

  从朱云路走入达士巷,沿着古巷石板路走上约五六十米,经过两处转角,便可看见一口古井。井圈由整块石头切割而成,井沿上留存着被打水绳子拉磨出来的绳沟。

  古井旁一碑刻有文字介绍,方便游人了解这口百年古井的故事。根据碑上所述,这口古井名为钟芳井,是为纪念明代“岭南巨儒”钟芳而建,“明清以来,达士巷人才辈出,文风鼎盛。邑人认为与井有关:此井之水,有涤烦邪、助文思之功,故周围百姓倍加珍惜。”

  再往前走,在达士巷中段北侧,铁门虚掩处,有间马皇康皇庙。当地老人介绍,此处就是钟芳家宅旧址,清代初年这里被改建成马庙,后来人们又将康皇庙搬到此处合成马皇康皇庙。

  庙内有戏台和古杨桃树,不见当年唱戏人,却有古树年年花开满树。钟芳想必也是喜爱杨桃花之人,所以才写下了“花发缠交碧玉枝,疏风时复露胭脂。莫缘幽僻轻颜色,秾绿深藏亦一奇”的诗句咏赞杨桃花。

  钟芳号筠溪,生于三亚水南村,曾在闽、浙、桂、赣等地为官,文官、武官、学官都做过,官至太常寺卿、南京兵部户部侍郎。钟芳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对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行为尤为痛恨,一旦发现,便立即严加惩处。

  钟芳的政绩、品行为世人所称道,他的学术、文学成就也得到广泛认可。钟芳著有《春秋纪要》《学易疑义》《小学广义》《续古今纪要》《崖州志略》《养生纪要》《筠溪先生诗文集》等,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钟芳还在海南倡建学宫,明代海南人才辈出,这与钟芳的兴教努力不无关系。

  1534年,年近六旬的钟芳因患病告老还乡,迁居琼山府城达士巷。据明万历《广东通志琼州府》记载,致仕还乡后钟芳“居家十余年,未尝一至城市,唯以书史自娱”。

  达士巷中,最为显眼的建筑莫过于规模宏大的院落群郑存礼故居,即郑氏祖屋。据郑氏后人郑振紘的论文《从海南郑氏祖屋谈起》记述,郑氏祖屋始建于清顺治甲午年(1654年),一开始只是一间草屋,历经五代人133年的不懈奋斗,至乾隆丁未年(1787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整个郑氏祖屋坐北朝南,被两条幽静小巷隔成东、中、西三列,东列3进,西列4进,中列5进,在东列与中列之间,还有一个专门用于接待宾客的花厅,花厅前配一花园,形成多组合的三合院或四合院。

  走入院内,你会发现这里小巷交错纵横,窄处不足1米,宽处3米至4米,有曲径通幽之感。整个院落的布局错落有致,静静躺在角落里的石墩、瓦片,以及砖、门上的精美雕刻,都在诉说着这座大宅子过去的繁华与荣耀。

  郑氏祖屋在构造和装饰方面具有海南民居特色,虽为名门豪宅,但也讲求朴实无华、结实耐用,屋面基本上是硬山结构,也就是屋面仅有前后两坡,左右两侧山墙与屋面相交,并将檩木梁全部封砌在山墙内。筒瓦内为黄泥砂浆,筒瓦外还粉刷约1厘米厚的石灰砂浆。

  据郑氏族谱记载,达士巷的郑氏先祖于明末自福建南靖迁入琼,其后郑家贤达辈出,第三代就出了以“孝友”闻名的郑存礼,第六代即郑存礼的曾孙郑镇,官至河北深州直隶州知事。郑氏一门在清代中后期成为琼山望族,达士巷也曾被称为“郑家巷”。

  郑存礼因孝顺父母被人称道,咸丰《琼山县志》详细记载了郑存礼的孝行:郑存礼的母亲年老多病时,他发愿请求替母亲承受病痛。父亲郑有能年老牙齿脱落,无法进食,郑存礼就嚼烂饭食送给父亲咽下,持续了很多年。父母去世后,郑存礼守墓三年,每逢忌日,悲戚的表情还如同父母去世时一样。

  从郑氏祖屋往南走,穿过一条窄巷,便可见一间白墙黑瓦的房子。房子外的石碑上写着“王国宪故居”。走进故居,可见墙上悬挂着王国宪的半身照,相片中的王国宪身着大褂,双目炯炯有神。

  王国宪又名王国栋,字用五,晚年自称更生老人,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原籍琼山县谭文青草村,后迁至府城达士巷。王国宪是近代海南著名学者,他对海南文化的传承发展有重大贡献。

  王氏一族在海南文脉绵延。王国宪的曾祖父是清代琼台书院著名掌教(即负责人)王承烈。王承烈在担任琼台书院掌教时建树颇多,并以藏书著称,《琼山县志》称他“自少聪隽,博学能文”,时人誉之为“海外清才”。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王国宪前往广州进入广雅书院深造,得广东名贤梁节庵、朱鼎甫的悉心教诲,学业精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王国宪参加甲午科秋试,获广东第一名成为优贡。宣统二年(1910年),王国宪被选授广东省乐昌县教谕,民国初年又担任广东省参议员。王国宪回琼后,先是主讲经研书院,后又在琼台书院任教,一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23年,王国宪参与创建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建校初期,他不领薪金,义务教学。王国宪还曾主持募捐重修琼台书院及苏轼、丘濬、海瑞三公祠(原址位于府城北胜街);兴建纪念明代丘濬、海瑞、钟芳、许子伟、郑廷鹄的五贤祠(原址位于府城大路街)。

  与他的曾祖父一样,王国宪一生不仅爱读书,更爱藏书。从1927年起,海南书局陆续出版了由王国宪先生收藏、总纂、编辑和整理的难以计数的海南系列书目,卷帙浩繁。

  爱国是王国宪的人生信念。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王国宪写下《文庄公生日谒祠诗》,讴歌民主共和。另外还写有《伏波祠访碑诗》,这首诗洋溢着爱国热情。七七事变爆发后,80多岁的王国宪鼓励孙子们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迈瀛村,很容易被这里的市井气息所吸引。这个位于美舍河畔的村庄,地理位置绝佳,有750多年历史。该村还有一处石室仙踪摩崖石刻,颇具神秘色彩。

  11月19日,在村民的指引下,海南日报记者找到了石室仙踪摩崖石刻。脚踩平地,眼前却巨石耸立。“石室仙踪”四字就被刻在巨石之上。所谓石室,其实是巨石中间的一处空间,被村民称为仙人峒,又名紫霞洞。如今,仙人峒边藤蔓衍生,巨石表面长出翠绿的青苔,为这处文物增添了几分绿韵。

  迈瀛村村民李列山今年已经80多岁,饱读诗书的他说起石室仙踪摩崖石刻滔滔不绝。“石室仙踪珍宝洞,惠庵写刻邓钟翁。金龙苍屹走七里,玉带桥头奔武功。冬季霞飞虹艳丽,夏天花绽气香浓。党员洞内藏身处,得道玉蟾笑脸红。”这首《迈瀛村仙人峒》,便是李列山的作品。

  作为海南已发现的三个仙人峒中的一个,为迈瀛村仙人峒题字“石室仙踪”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琼州副总兵邓钟。李列山说,题字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1608年,“邓钟来到这里,看见这里有山有水,人民生活富足。又有传说,宋朝道教南宗的主要代表人物白玉蟾北上仙游前,曾在此峒中修炼,邓钟认为这里是一处风水宝地,就在洞口上方题石室仙踪四字。”

  作为常驻地方的高级武官,邓钟对此地颇为喜爱。李列山说,邓钟十分怀念过世的妻子,命人在仙人峒前修建了嬴惠庵,并竖起《嬴惠庵记》石碑,以纪念亡妻。《民国琼山县志舆地志》对仙人峒的记载也提到:“万历间,副总兵邓钟建嬴惠庵,买田供祀,勒石题景,竖有碑记”

  只可惜,历经风吹雨侵,嬴惠庵早已倒塌,早些年还能看到的几十厘米高的围墙,如今也被夷平。

  和仙人峒有关的故事还有很多。李列山回忆,在海南岛解放前,有个叫李人煊的员白天躲在洞里,晚上到村里宣传革命思想。“军为了抓到李人煊,把他的妻子抓去打了个半死,妻子也不肯透露李人煊的行踪。”

  1978年,有两个人看上了仙人峒的这块大石头,尝试用工具将石头凿开,拿去卖钱。没等他们动手,李列山的母亲薛妚源叫来几位村民,赶走了这两个人。

  如今,尽管已无人再行破坏之事,但村民们仍然希望仙人峒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为了保护仙人峒,李列山和原琼山县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做过不少工作。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2017年6月至9月,受海口市文物局委托,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室仙踪”及相关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2017年12月,海口市文物局委托河南省新乡市吉金文物修复中心开展“石室仙踪”两处摩崖石刻的保护性清洗修复工作,2018年7月完成摩崖石刻的脱盐、加固、表面防护等石质文物修复工作。

  去年,石室仙踪摩崖石刻被列为海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立了起来,让仙人峒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景泰五年(1454年),对大明王朝而言,是颇为平淡的一年。除了蒙古瓦剌部领袖也先被部下暗杀,帝国少了一个北方劲敌,全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这一年,对于从海南岛北上参加京试的琼州才俊丘濬和林杰而言,却是生命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作为同乡,他们同榜高中进士,开启仕途之路。前者从翰林院庶吉士一步步升迁入阁拜相,后者初任南台御史,后升浙江按察佥事副使。

  与丘濬留下诸多著述不同的是,现今可以找到的有关林杰的文字记载非常少。不过,我们仍可从一些残存的历史碎片中,窥见他当时在海南岛的影响力。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口市新坡镇云庵村林杰的家乡。在村民带领下,途经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在山林里找到了林杰墓。据村中族谱记载,林杰生于1430年,登科后曾长期在外省做官。

  云庵村位于羊山地区,遍地都是火山岩。林杰墓就是用大块火山石建造的,墓碑上刻有“大明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等文字。

  尽管林杰已去世500多年,但云庵村仍有不少与他有关的遗迹。在村西侧的民房间,有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地上零星堆着一些火山石。云庵村村民小组长林贻孙介绍,这便是林杰家宅所在位置。

  从林杰家宅的位置往村道方向走,可见地上有4个下方上圆的基座。据村民们回忆,4个基座的位置以前立有一座牌坊,是为纪念林杰等人高中进士而建,几十年前被拆除。

  位于村东侧的亚元坊旧址也与林杰直接相关。亚元是科举考试乡试的第二至第十名。据记载,亚元坊是为林杰、林宗哲等举人合立的。目前,此坊已倒塌,坊额断成两截,“亚、元”二字清晰可见,上题“大明景泰二年夏五月丙辰中顺大夫琼州知府林澄林杰立”。

  亚元坊旁的一段古道,见证了“五里三进士”的历史传奇。明朝时期,羊山地区的云庵村、卜宅村、何村出了林杰、曾鹏、何其义3名进士,被百姓传为佳线名进士,激励后学,琼州府拨款发动民众用石板铺就了五里“官道”,连接何村、卜宅村、云庵村。

  时光流逝,五里“官道”现在仅存100多米。不过,综合各方面信息可以看出,在明朝林杰不仅是学子眼中的楷模,也是可以代表海南岛的翘楚之一。

  据记载,成化七年(1471年),广东按察司副使涂棐为表彰薛远、邢宥、丘濬、林杰四贤建“表贤亭”牌坊。当时的提学胡荣评价四人“实琼人之师,海内之望也”。

  林杰在浙江等地为官的经历及其子孙分布,现已无从考证。据明史专家介绍,明代的御史、按察司副使应是负责纪检监察、司法刑狱等工作的官员。

  2020年1月,林杰墓被列为海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相关保护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我们会不定期去墓地巡逻,消除火患,防止有人破坏文物。”新坡镇文化站站长杜孝东说。

  六连岭是海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琼崖革命的艰苦岁月,中共党组织以六连岭为掩护,坚持斗争,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1927年7月,中共万宁县委在六连岭成立,组织万宁县农民开展武装暴动,掀起土地革命高潮。1928年6月,万宁县苏维埃政府在六连岭成立。苏维埃政府在六连岭创办了苏区合作社、红军医院、列宁学校,使六连岭成为琼崖东部较为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旧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连岭的半山腰洞穴很多,这些石洞大小不一,大的可容纳300多人,小的可容纳10多人。其中一个洞有两个出口,非常隐蔽,可容纳300人左右,洞中有石床、石桌,底下有泉水。革命低潮时期,员和红军经常住在洞中,因而得名“红军洞”。

  1928年,琼崖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军在六连岭周围构筑炮楼及封锁线,形成半弧形的包围圈,切断供给之路,企图困死红军。红军主力向定安母瑞山转移后,留下的少部分红军战士在六连岭配合万宁党组织驻扎红军洞开展斗争。由于敌人搜山越来越频繁,且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损失很大,加上弹尽粮绝,无法再与敌人正面作战,在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坚持革命斗争。

  12月,文昌县红军连100多人(大多数是伤病员),坚持就地斗争遇到困难,便向六连岭转移,同六连岭上的万宁红军会合。1929年初,敌人搜山更紧,封锁更严,六连岭上的红军获取补给更加困难。坚守在六连岭红军洞里的红军,只好去山沟里捞鱼虾,在山上掏鸟窝、摘野菜等充饥。长时间吃不到大米和油盐,许多红军战士尤其是伤病员,身体异常虚弱,不断有人死去。至1929年夏,六连岭上的红军战士只剩下27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仍在山上坚持斗争。当时缺吃少穿,天天被敌人“围剿”追击,过着大地当床、明月为灯、树叶为被、野果充饥的“原始人”生活,但大家依然坚定信念,同甘共苦,顽强战斗,为琼崖革命保存了胜利的火种。

  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六连岭上创办的著名学校。1941年5月,琼崖人 民抗日斗争进入高潮,抗日人民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琼崖特委为了培养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委派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李振亚和云涌、祝菊芬等到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创办“抗大式”的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李振亚任校长兼政委,云涌任副校长,祝菊芬任教育长兼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学员有独立总队各支队班长以上骨干和战斗英雄,以及各县、区、乡党政干部和抗日团体骨干。

  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一直坚持的教育方针和原则。军事教育方面,进行直观教学,要求学员结合有关战例,学会军事理论的应用。军事课教学内容主要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与指导作战的原则》,其中包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班、排、连、营战斗的组织和近战、夜战、地雷战、伏击战及奇袭、爆破、射击、投弹、刺杀等业务训练。

  1942年4月的一天,日军勾结万宁守备团的特务大队,兵分两路向六连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驻地围攻。学校随即把这一次的反围攻战斗作为一堂实习课,让学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由李振亚校长率领全体学员配合独立总队第三支队,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打法,利用地形,埋伏在有利于我军作战的地段,首先打击从六连岭东麓来犯的一路敌军,结果这路敌军遭受重大伤亡仓皇逃走。另一路敌军因失去策应配合,不敢冒险深入,只好在烧毁学校房屋后撤退。战斗结束后,学校组织学员讨论并总结经验教训,加深学员对军事理论的理解,让学员学会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祝菊芬后来在《忆李振亚领导的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一文中回忆: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自一九四一年七月正式开学上课,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止。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办了两期,每期五个月,学员一百多人,两期合计三百多人,为部队和地方党政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和充实了我党、政、军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各个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万宁人民以六连岭为革命根据地,跟日寇和顽军进行了殊死斗争。1942年夏,琼崖总队第三支队决定在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大磉村创办军械厂,制造,支持部队消灭日本侵略者。这家军械厂在战争年代运营了8年,先后转移过6次,为部队供应了大批,为消灭敌人、巩固六连岭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军械厂创建时仅有10多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为了保密,军械厂代号为“新民村”。军械厂投产后需要大量的原料,琼崖总队第三支队和乐万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搜集。首先到后安弄到铁砧、铁锤等工具,再到青山营找来风箱,又在群众中搜集了大量的旧铜废铁。不久后,军械厂的同志成功制造出第一批手榴弹。根据前线战斗的需要,六连岭军械厂从修理到生产手榴弹直至仿造长短枪和地雷,从简单到复杂,反复研究不断提高武器质量。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仿造出第一支手枪。由于材料缺乏,工具简陋费工多,仅造出4支手枪。

  六连岭军械厂制造的枪炮弹药,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发挥出很大作用。1943年,部队决定炸毁山根桥,切断敌人交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冯龙清、冯龙辉、符兴等3名战士带领群众抬着军械厂制造的大型地雷(每个装炸药44斤),将之埋在桥头两边。冯龙清、冯龙辉分别埋伏在安全处准备拉导火线,当符兴发出爆炸信号时,他们立即拉线引爆,将桥炸毁。

  冬日琼岛,洋溢着融融暖意。站在海南省博物馆前的攀丹荔枝园旁,望着摇曳生姿的果树,海南省博物馆馆长陈江感慨万千。“就如这果树般蓬勃的生长,海南省博物馆正步入发展的高速期。”

  今年是陈江调至海南省博物馆工作的第十一年。这些年,陈江见证了海南省博物馆从建馆初期的默默无闻,到如今大放光彩,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海南的文化地标。其中多少艰难与荣耀时刻,他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1961年12月,陈江出生在广东省临高县(今海南临高)农村。幼时连汽车都没见过几回的他,没想过将来会离开家乡。1979年,17岁的陈江考入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博物院,一待就是28年。彼时的陈江,也不曾想到有朝一日还会回海南发展。

  2008年,海南省博物馆一期建成开馆,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的海南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型文博设施。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启动,因机缘巧合,陈江被调回海南,任海南省博物馆副馆长。

  从南京博物院回到刚刚建成的海南省博物馆,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但现实的落差还是让陈江吃了一惊。“那时海南文博系统不论是在馆藏文物资源、文博人才储备方面,还是在财政资金方面,在国内文博行业都处于落后位置。”陈江回忆说,正因如此,他认定:回海南工作必须勇于开拓,要建馆而非守馆。

  很快陈江就面临一项挑战2011年是海南省博物馆开馆三周年,馆庆之际推出的展览备受瞩目和重视。陈江负责主持此次展览《大海的方向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这也是他回海南工作后策划的第一个展览。

  “当时有同事打趣说,您要是办不好这个展,就得打包行李回南京了!”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江记忆犹新。“沉船展在国内少见,加之刚回海南,不熟悉情况,经费有限,要策划办好这样一个展览不是件轻松事。”

  任务艰巨,好在一切顺利。后来,该展览不仅成功举办,还荣获“第十届(2011-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该展览自2012年起走出省博,先后在全国十多家省级博物馆巡回举办,广受欢迎。

  “第一次交卷,成绩还算漂亮。”陈江笑道。实际上,他在海南从事文博工作11年,有过多个漂亮的“第一次”:培养全省第一批文物进出境责任鉴定员;牵头开展我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第一次两馆“一肩挑”,任省博物馆馆长的同时主持筹建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回到海南工作后,陈江心里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外地人来海南,总是对这里的阳光、沙滩印象深刻,当他们离开时,能带走什么?”他认为,应该让更多外地人真正感受到海南的文化内涵。目前海南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历史文化地位需要置于当下重新审视。

  在海南历史人物中,明代才子丘濬对陈江的影响很大。“丘濬向来以自己是个海南人为荣。”在陈江看来,丘濬在《南溟奇甸赋》里从海南的地理位置、历史、风物等方面对海南文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海南称作是南海上一座美丽的宝岛。“随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之无深意也”,丘濬眼中的海南,是一块神奇而充满灵气的宝地。

  从丘濬的《南溟奇甸赋》中得到启发,陈江在海南省博物馆二期改造完成时,坚持创新思维,对一期展陈体例进行大幅调整,以“南溟奇甸赋”为主题布展,包含“南溟泛舸”“方外封疆”“仙凡之间”三大基本陈列,两个专题展及四个“非遗”展,对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风异俗和海洋文明进行陈列展示,做到了“一赋成展”。

  “南溟奇甸”系列基本陈列可以说是海南省博物馆在对海南历史文化地位重新审视与定位后的创新表达,在此基础上,陈江还与同事推出了全新的省博物馆IP文化形象“南溟子”。

  陈江介绍,“南溟子”,即海南之子、南海之子,是海南历史与南海文明的代表。“我们将南溟子定位为海南历史文化的小精灵。历史上,海南因孤悬海外鲜为人知。如今,信息时代到来让认知没有了空间上的阻隔,推出一个生动的IP文化形象,让它给大家讲述海南历史文化,无疑会更加精彩。”

  陈江在南京博物院工作时,曾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借一件文物回南京展览。“进入故宫博物院库房后,工作人员顺带展示了一些非常精美的黎锦服饰,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

  故宫怎么会有黎族文物呢?陈江有些不解,回到南京后,他又发现南京博物院竟也有关于黎族的照片。“两家博物院都距离海南很远,怎么会同时存有海南黎族文物?我不停思索,直到史图博的名字浮现在我脑海里。”

  史图博是德国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海南岛开展了两次探险式考察活动,搜集到300多件海南黎族的文物。其所著的《海南岛民族志》一书,奠定了其中国黎学奠基人的学术地位。

  “我上大学时就拜读了史图博的著作,但那300多件珍贵的民族文物后来去哪了,作为一个海南人,我很想知道。”陈江坦言,若不是那次偶然的机会,这批文物的去向恐怕仍是个未解之谜。

  后来经过查询,陈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无论是南京博物院的照片,还是故宫博物院的黎锦,均来自于史图博的收藏。“对这批文物,南京博物院尚未进行系统梳理,这是属于海南的文物,也是海南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知道史图博这批文物的下落后,陈江便一直致力于相关工作和研究。到海南省博物馆工作后,陈江还组织省内民族学专家编了一本《海南黎锦》。

  2018年,陈江与同事策划的“灯下故人一个德国人与海南岛的故事”原创展览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20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并列悬挂,展现了海南中部地区许多地方的昨日与今时,146件文物再现了民国时期海南黎族地区的人文风貌。“通过追寻史图博的足迹,让人们了解海南岛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以此展览展示海南省博物馆作为地方博物馆对本土文化的记录与传承。”陈江说。

  周围一片湛蓝、头顶灼热阳光,从11月4日至今,陈江已在海上“漂”了半个多月,这是他第二次赴西沙考古。

  海南岛北端与雷州半岛隔着琼州海峡,琼西北隔着北部湾与越南等地相望,琼西南则面向浩瀚南海,遥远处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岛国棋布。历史上,海南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通商从未间断,船下浪花演绎着一段又一段航海故事。

  在陈江看来,海南是个海洋大省,更是个水下文物大省。近年来,省博物馆发展的着力点就在于水下文物的保护与修复。“2008年海南省博物馆正式成立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随之组建。10多年来,海南在水下考古事业上的投入有所增加,专业硬件设备帮助我们在海上精准定位,船舶的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实现了常态化开展西沙水下考古,水下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升。”

  2020年12月,“海南稽古 南海钩沉海南考古七十年”展览在省博物馆开幕,共展出文物300多件,涉及海南田野考古、南海水下考古等领域,为观众全方位呈现了海南考古70年历程。

  “海南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文博单位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通过积极推动西沙水下考古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繁盛。”陈江说。

  陈江介绍,海南是著名的侨乡,省博物馆计划建设东南亚艺术馆或南洋艺术馆,收藏跟环南海国家和地区有关的文物、艺术品,朝着国际一流博物馆的方向迈进。

  在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中,《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一部,也是最神秘的一部。别的不说,就书名中的“黄帝”二字,就堪称自带光环,令人遐想。那么,《黄帝内经》是本什么样的著作,它真的和黄帝有关吗?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当然,如《淮南子》中所言,冠以“黄帝”之名主要是借以说明中国医学发祥之早,类似《神农本草经》,也都是托名之作。毕竟,黄帝、神农氏(即炎帝)都是中华远古传说人物,书以其名,不过是溯源崇本而已。

  据元末明初医学家吕复的看法,《黄帝内经》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其中参与的创作者恐不止一人。据目前主流的看法,《黄帝内经》是先秦时期黄老医家的传承发展之作,期间经过了多次修正和增补,并最终在西汉时期成型,其过程大约经历了数百年。

  通常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黄帝内经》的文体与先秦之文相类似,其中多作韵语,尤以《素问》中为多;其次,《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和《周礼》有诸多相同之处,而后者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三,《史记扁鹊传》中的医理认识和《黄帝内经》接近但十分简略,而《史记仓公列传》中的医理认识比《黄帝内经》大为拓展,由此可以推断:《黄帝内经》应成于扁鹊之后而在仓公之前,也就是战国时期。

  当然,也有人认为,《黄帝内经》全书近20万字,在古代条件下,撰写这样一部巨著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把它放在战乱不休、群雄并立的战国年代,恐怕太过艰难了。因此,这本书成于相对稳定而繁荣的西汉时期,可能更加合理。此外,也有人认为,西汉是黄老学说最为鼎盛的时期,而《黄帝内经》无论从书名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和黄老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难保不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以此而论,这也说明了《黄帝内经》的成书不是一时,而是一个过程,它成于战国时期较为可信,但也不是所有篇章都出自战国,一些增补内容甚至出自西汉之后。如书中既出现了只有战国和秦朝才有的“黔首”之名,但又出现了“相傅”“州都”之类曹魏时期的官名。再如纪年方法,《素问》中的一些篇章使用了天干地支纪年法,而这是东汉才有的事。

  从内容上看,《黄帝内经》主要分《素问》《灵枢》两部分,并由162篇相互关联的文章组成。其中,《素问》主要论述了人体生理、病因病理、治疗养生及天人关系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脏腑经络、针灸治疗等。作为研究人体生命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不仅涵盖了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而且还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防养生等基础性学说。

  作为中华医学的奠基之作,历代医家对《黄帝内经》都十分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在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三大学说上,《黄帝内经》对中医理论和行医实践有突出的贡献和切实的指导作用。其中,“脏腑经络”学说主要以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为物质基础,并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不断认识和论证而形成的学说;所谓“病因病机”学说,是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化等内在机理的学说。如《黄帝内经》将病因归纳为三类:风雨寒暑为“六淫”,阴阳喜怒是“七情”,饮食居处乃“饮食劳倦”,这也是后世“三因说”的起源。再如书中对发病的认识,其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此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辩证原理。

  《黄帝内经》中最为人熟悉的,应该是“诊法治则”学说。其中,为人所熟知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直接源自《黄帝内经》。如望诊包括观神色、察形态、辨舌苔,闻诊包括闻声、嗅气,问诊包括问讯患者的自觉症状,切诊包括切脉与切肤,这些都是诊治疾病的有效方法,为后世医家遵循了两千多年。

  再如治则学说,《黄帝内经》中也有一整套的治疗原则和成熟看法。如治病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因势利导;再如防微杜渐、治病求本,这也是《黄帝内经》治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此外还有协调阴阳、标本先后,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正治反治等。总的来说,《黄帝内经》强调的是整体治疗的概念,这也是中医治疗的要义。

  《黄帝内经》的“内”,指的是与表象相对应的“内里”,也就是与外相对应的“内求”。全书以探寻生命规律为主题,并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以此而论,《黄帝内经》不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同时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巨著,它对天文、自然、人类、个体等方面的认识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受道家、易经等学说的影响,《黄帝内经》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据其理论,宇宙形成之先即为太虚,太虚之中充满本元之气,这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在气的运动下,随后便有了星河七曜、阴阳寒暑、天地万物,其中也包括了人类的诞生。

  在此宇宙哲学观的基础上,《黄帝内经》充分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紧密关系。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和宇宙万物一样,都是受天地之气而生、依四时法则而长,人必须依赖天地阴阳二气的运动和滋养才能生存。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下,人体的内环境必须同自然界的外环境相互协调、相互统一,否则就不能立于天地之间。

  类似的哲学观,也同样适用于医学。如《灵枢五癃津液别》中所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说的是人体体液代谢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在《黄帝内经》中,关于人和自然相参相应关系的论述随处可见。无论是生理还是病理,无论是养生预防还是诊断治疗,都离不开这种理论的指导。

  再如《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本质上是哲学的对立统一概念。在其看来,人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包括人的生长过程、人体的组织结构,甚至具体到每一脏、每一腑,其中都有阴阳之分和对立统一的关系存在。

  当然,《黄帝内经》虽然是传统中医理论的源泉并对中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人类科学的脚步始终向前,中医也不例外。不可否认,书中有不少牵强的解释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很多理论也只是一种假说,需要后世来证实或证伪。因此,后人在学习《黄帝内经》时也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尊古贱今、全听全信,把《内经》当圣经,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龟饰项链、鱼饰钥匙扣、牛饰冰箱贴不久前,在海口一个市集上,一个摊位上全部摆放着饰有黎族图案的手工艺品,摊主是美国人Nicki Johnson,中文名谢敏。那些手工艺品都是她设计、制作的黎族文创产品。

  谢敏已经在海南居住了近16年,“黎族文化是很珍贵的,希望它能继续流传下去、流传出去,也希望我能为此做出一点努力。”

  中式民族图案花裙、黑色绣花布鞋,脖子上戴着饰有黎族图案的项链,手包和手机壳上绘制着黎族图案一身中式打扮的谢敏自豪地对记者说,项链和手机壳都是自己制作的,手包则是一位南非朋友的文创作品。

  去年,应朋友之邀,谢敏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创作品比赛。借着这个契机,她开始深入学习黎族文化,尝试了解众多黎族民族图案背后的意义,希望能为黎族文化的传播推广奉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这个目标,不管去哪儿,谢敏都格外关注黎族图案。她看到图案就会拍下来,还要找当地人确认图案背后的含义,再分类存进文件夹里。近日,她翻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自己搜集的黎族图案,“每个图案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甘工鸟,就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

  在设计文创产品时,谢敏以黎族图案为基础,再加入自己构思的元素,形成兼具黎族特色和个人特色的图案,“例如,在3种乌龟的图案中,我选取每张图中最可爱的部分重新组合,再加入一些我喜欢的纹路。”

  在纸上反复绘制,选出最佳图案,然后把木制圆片涂黑作为底色,再用不同颜色的笔和各类工具在上面绘图,这就是谢敏制作一件黎族文创产品的大致流程。

  目前,谢敏已经设计出10多种图案,制作了首饰、钥匙扣、挂饰、冰箱贴、车饰等多种文创产品。这些产品在她的朋友圈里广泛传播,许多外国友人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对黎族文化产生了兴趣。“有一位外国朋友的属相是牛,看到我的文创作品后,还专门邀请我为他制作了一个带有黎族图案的牛饰饰品。”谢敏笑道。

  让谢敏欣喜的是,在市集上,她的作品吸引了不少人上前询问和购买。“有个小姑娘认出了很多图案背后的含义,这让我特别感动,因为只有受到更多年轻人的重视,黎族文化才能被继续传承下去。”谢敏说。

  谢敏与中国结缘还要追溯到她的大学时期。1999年和2000年,她先后两次来到中国,虽然时间不长,她却爱上了这里。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她当时就萌生了“走,到中国去!”这个想法。

  因为喜欢热带气候,谢敏和丈夫2005年一起来到海南。16年来,谢敏几乎走遍了海南所有市县,这里的自然环境、文化和饮食都让她乐在其中。她兴致勃勃地与记者分享自己吃醉鹅和炒冰的体验,“炒冰和西方的思慕雪有点相似。在西方我们不吃动物内脏,但现在我已经彻底爱上了鸭血,我可能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

  因为热爱中国,谢敏渴望学习更多中文和中国文化。2007年,她决定辞去三亚的外教工作,离开熟悉的英文工作环境,去和中国人一起共事。为此,她和丈夫一起从三亚搬到了海口。在海口生活的10余年间,她当过翻译、编辑,工作内容都尽量挑选与中文有关的。

  多年来,谢敏每天都要读中文报纸,并将一篇中文报道翻译为英文,《海南日报》就是她的必备读物。创作文创产品时,谢敏也习惯同时打开中文广播,为自己营造中文环境。她也读中文小说,近期的读物是中国科幻小说《三体》。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目前,谢敏成立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她的丈夫在海南大学接受了四年专业语言培训后,也进入了海航集团工作。

  旅琼十余载,海南的巨大变化常常让谢敏惊叹。光是办签证这一件事就能体现出来。

  2005年在三亚期间,谢敏和丈夫办签证时,只能跑到海口体检。现在,三亚也增设了体检点,在三亚的外国友人不必再南北奔波,省时省力。

  过去,海南高铁还没开通,从三亚到海口,谢敏和丈夫只能坐大巴。时至今日,环岛高铁可以通达琼岛南北,高效便捷。

  过去办签证时,谢敏和丈夫只能去窗口提交材料,如有缺漏又要回家去取。现在,外国友人可以先在网上提交材料送审,如有问题,工作人员会在网上提前告知。确认没问题后,他们再去现场提交纸质材料,省去了不少麻烦。

  人在异国,胃往往是最思乡的。谢敏回忆,刚来海南时,她遍寻全岛也找不到一家正宗的西餐厅,想要自己做,却又苦于买不到正宗的西方食材。现在,在海口街头,正宗的西餐厅越来越多,进口食材和调味料从家乡漂洋过海而来,“随时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在种种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外国人的工作机会更多了。”谢敏感慨,尤其是海南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后,海南更加开放了,外国人完全可以在这里充分施展抱负。

  谢敏说,过去,除了教英文,外国人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现在有外国朋友在这里当演员,在游艇机构工作。当老师的外国朋友中,除了教英文,还能教音乐和科学等其他学科,“有些人在海南创业开公司、当老板。”

  “我把海南视为自己的家,我想回馈它。”谢敏说,不久前,她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黎族文化的英语文章。明年她打算开始学习苗族文化,希望以后能够开展相关工作,成为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向世界介绍海南自贸港。

  这是一棵看似普通的树,种于三亚大东海广场,树姿秀丽挺拔,树叶繁茂苍翠,透着无限生机。未挂果时,它似乎与广场内其他树木并无多大区别,行人也极少驻足。而一旦树上结出如西瓜般大小的果实,总能吸引来往游客的注意,大家在拍照之余,便会围在树边七嘴八舌地讨论:这究竟是什么树?

  其实,这是一棵葫芦树。它结出的果个头大如西瓜,外壳光滑且十分坚硬,远远看上去就像西瓜挂在了树上。葫芦树原产于热带美洲。在我国的广东、福建、广西等地有栽培,而在海南,葫芦树主要分布于海口、三亚、保亭、乐东等地。

  葫芦树,拉丁学名Crescentia cujete。虽然与葫芦仅一字之差,可两者的区别并不小。据《中国植物志》记载,葫芦是葫芦目葫芦科葫芦属一年生攀援草本植物,但葫芦树却是管状花目紫葳科葫芦树属的常绿小乔木,葫芦树是典型的热带雨林“老茎生花”植物,它的果实也不像葫芦是吊在藤下的,而是直接长在树干和老枝上。

  何为“老茎生花”?原来,温带与寒带树木的花果一般生长在一二年生枝条或枝顶上,但在热带雨林,有些植物的花、果却长在老枝和树干上。一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乔木较为低矮,不能与上层植物争夺阳光,在老茎上开花,花朵更容易被昆虫发现和光顾,方便昆虫为其传粉,还可以躲过的袭击,有利于繁衍后代;此外其粗壮的树干也能承受果实和大量种子的重压。

  紫葳科植物中,有不少属于大花乔木,枝下分枝高,树干通直,树冠浓郁。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种属都具有鲜艳夺目、大而美丽的花朵,且花期较长,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火焰木,花期长达半年,花开时犹如团团火焰在绿叶中燃烧,热烈奔放;又如黄花风铃木,开花时满树金黄,吸人眼球。

  同属紫葳科,葫芦树的花是淡雅的绿黄色。从中国植物图像库内的图片上看,葫芦树的花冠是宽而稍短的筒状,上部裂片处扩大成钟状,中间的花蕊犹如海葵的触须,花朵顶端微尖且收缩。葫芦树的花长一般约5厘米,直径约2.5厘米-3厘米,裂片5,不等大。单朵花花期短,常晚上开花,早上凋零。

  虽然花淡雅低调,但是葫芦树的果实存在感却很强。待到花朵凋零,一颗颗青绿色的果实就结在枝干上,它们的生长速度并不慢,结出幼果不久就会长成圆球形,直径可达20厘米,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绿色的西瓜高高地悬挂在树干上。

  见过葫芦树果实的人总忍不住伸出手触碰,这时大家会发现,它的果实外皮光滑但非常坚硬,一般人徒手都很难将其掰开,所以才会有“铁西瓜”的称号。除此之外,葫芦树还有瓢瓜木、蒲瓜树、红锣等外号,都是因它果实的外形而得名。

  “这种树我以前在保亭见过,听说叫炮弹果,能爆炸且爆炸的威力很大,我一直不敢靠近。”葫芦树旁,游客陈晓涵拿出手机边拍照边说,成熟的葫芦树果实碰到火会自动爆裂开,锋利而又坚硬的果实碎片四处飞射,甚至能把小鸟炸伤,这些果实碎片不仅威力大而且射程远。“最远能飞出二十多米,所以在果实成熟期,树周围会被围起来。”

  “炮弹果”真的会爆炸吗?“炮弹果”这一名称,可见《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辞典》,该书将葫芦树的果实称为“炮弹果”,但并没有该果实会爆炸的表述。爆炸这一点,也经过了一轮又一轮辟谣。在广州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奇花异果温室里,就栽培有葫芦树,并注明其名字为“铁西瓜”,并未出现过爆炸的情况。而把葫芦树周围围起来,不让人们从其下经过,则是因为葫芦树的果实很大很沉砸到身上会让人受伤,出于避免葫芦果坠落误伤行人的考虑。

  看来,“炮弹果”名不副实。不过,在南美洲有一种炮弹树,结出的果也被称为“炮弹果”。炮弹树是玉蕊科的热带植物,学名Couroupita guianensis。不同于葫芦树的花朵,炮弹树的花瓣浅碟状,内侧粉红或深红色,花序通常直接由树干生出,呈总状花序排列。

  炮弹树不但花美艳,而且果实也极为奇特。成熟期时,一颗颗纤维质或近木质的球形果实从茎端长出,挂满笔挺的树干,蔚为壮观。不过,炮弹树的果实同样不会爆炸,其果实颜色为茶褐色,上面依稀还可见细小的纹理,浑圆如生锈的古代炮弹,故名。

  目前,该植物在印度、新加坡等热带地区或温室中广泛栽培。据说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炮弹树是圣树,因为其花朵像娜迦,也将其大量种植于湿婆神庙宇。

  “既然被称作铁西瓜,外形也与西瓜类似,看起来青翠欲滴,真想摘下,掰开,放入口中尝一尝它的味道。”葫芦树的果实可不可以吃呢?味道又是怎么样呢?

  嘴馋的人们可能要大失所望了。虽然因为外形与西瓜十分相似而被赋予了“铁西瓜”的外号,“铁西瓜”的口感却没有西瓜那般清爽甘甜。破开它的果实可以看到,“铁西瓜”的果皮较薄,果肉呈白色黏稠状,由于口感不好,不利于人们食用。

  铁西瓜的果未成熟时,容易被老鼠啃食,但一旦其外壳变得成熟坚硬,连老鼠也无可奈何。据资料记载,在原产地,有一种马可以打开其坚硬的壳,帮助其传播种子。

  不过,这不意味着葫芦树的果实就没有用处了。由于葫芦树终年常绿,结果期长达近6个月,因此常被用于园林观赏。此外,它的果皮成熟后十分坚硬,一些地区的人们也会在其成熟后,挖去内部的果肉,清洗干净之后做成水瓢等日常生活用品。除了用铁西瓜外皮来制作各种容器,人们还会开动脑筋将其制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种手工艺制品。

  铁西瓜(Crescentia cujete L。)为紫葳科葫芦树属常绿小乔木,高5米-18米,为典型的热带雨林“老茎生花”植物,花、果单生于小枝或老茎上;花冠钟形,淡绿黄色,具褐色脉纹,春夏开花。铁西瓜,原产于热带美洲,我国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有栽培,是良好又奇特的观赏植物,又因外壳坚硬,成熟果实也常被挖空用作水瓢。

  地球70%的面积被海洋覆盖,蔚蓝的海洋中孕育着20余万种生物。千变万化的自然界,处处充满着惊喜,也充满着危机。海洋动物在迁徙、繁衍、捕食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在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有这样一个团队,自2018年12月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海洋动物保育及救助,多次联合省、市地方保护组织机构救助搁浅的海豚、受伤的海龟等,等它们恢复健康、符合放生条件时,重新放回自然。据统计,目前已累计救助海龟30只、鲸豚10只。

  保育池内,一只体长超2米的弗式海豚正在欢快地游动。它时而翻滚打转,时而探头喷水,样子乖巧可爱。自从今年6月来到这里,小家伙不知不觉中已经“小住”半年,十分享受这样舒适惬意的生活。

  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兽医负责人庞雷换上潜水服,带上海豚爱吃的鱼食,进入保育池内检查弗式海豚的身体状况。“经过悉心疗养,弗式海豚各项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待相关部门审批后,将放归大海。”庞雷开心地说。

  弗式海豚被救时的危急场景,庞雷仍历历在目。6月15日晚上,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一带的海滩上,这只弗式海豚搁浅在海滩上,被路过的村民发现。在村民、警方、渔政部门及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的接力救援下,弗式海豚被转运到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接受治疗。

  “当时,弗式海豚的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有严重的脱水情况,体表还有几处外伤。”庞雷说,而最令人担心的是,这只海豚不能在水中保持平衡,处于迷失方向的状态。

  对海豚而言,失衡状态是十分危险的。庞雷解释道,海豚的呼吸孔位于头部向上的位置,如果身体无法保持平衡,一侧倾斜很容易出现呛水,严重会导致死亡。让海豚在水中保持平衡,迫在眉睫。

  开始,救助团队通过一个由钢管焊接而成的长方体担架将弗式海豚固定住,使其可以在浅水中接受治疗。“针对症状,我们对海豚进行静脉输液治疗。体征有了明显改善后,我们开始协助海豚恢复水中运动的能力。”庞雷说。

  如何让弗式海豚恢复水中平衡能力,救助团队花了不少心思。“我们从泳池漂浮玩具上获得启发,为海豚量身定制了一个浮具,用多股绳子将浮具绑在海豚两侧,帮助其保持平衡。”庞雷形容,这个过程就像人类疗养腿伤,先轮椅,再拐杖,最后恢复自行走路。

  在量身定制浮具的帮助下,弗式海豚逐渐恢复了自主游动能力。经过治疗,现在海豚各项检查指标均已恢复正常。

  距离弗式海豚不远处,居住着几位憨厚的“邻居”海龟。它们慵懒地在水池里漫步,享受着保育员投喂的食物。它们当中,有的在这里居住了好几年,有的刚来不久,正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回归大海。

  作为最古老的动物之一,海龟已经在世界上生存超过2亿年。然而,近年来受人类活动、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海龟的栖息地遭到破坏,野外种群持续衰退,物种延续面临挑战。

  今年8月,一只巨型海龟因误食3公斤的海洋垃圾导致死亡的消息,引发大家的惋惜。这是一只体长约90公分、宽70公分、重约200余斤的巨型雌性海龟,被有关部门带回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进行检查和治疗。

  “初步检查发现,海龟有脱肛感染和背部轻微腐甲(旧伤)等症状,血检也显示存在感染并伴有脱水现象,随即对其静脉抗炎及补液治疗。”庞雷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海龟脱肛情况恢复良好并且恢复食欲。

  然而,救助团队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龟无法正常排出粪便,且在水中表现为单侧漂浮的现象,疑似肠道内留有异物及气体。经过几次灌肠操作后,海龟排出类似渔网状异物,这引起了救助团队的关注。

  为了能尽快确诊病因,海龟被转送到具备手术条件的一家宠物医院接受治疗。通过一系列检查,海龟被确诊为“肠道内大面积梗阻”,需进行手术治疗。而巨型体型,为手术增加了不少难度。

  “这只海龟有150多斤重,比一般动物要重得多,所以对它的麻药剂量,我们也是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得出结论,以肌肉注射+麻醉机的形式对其进行麻醉,以确保麻药剂量适中,同时保证海龟生命体征正常。”参与手术的三亚爱侣宠物医院院长侯震说。

  兽医在手术过程中发现,海龟体内异物量多、取出难度系数高。在长达4小时手术中,仅从中取出约1公斤异物,综合考虑手术时间较长、异物结构复杂以及动物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结束第一次手术,待海龟间隔数日疗养后再进行二次手术。

  术后,海龟的状态并不理想。“我们密切观察海龟状态,发现其生命体征较差,立即进行抗炎及补液措施,并将其放在隔离医疗池里进行恢复清醒。”庞雷说,8月26日,兽医发现海龟已无生命体征。在征得上级部门的同意后,兽医对海龟进行解剖,从体内取出更多异物,包括塑料袋、渔网、口罩、线公斤重。

  在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一张“海南省水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牌匾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时刻激励着救助团队不忘初心,全身心投入到海洋动物的救助、繁育及保护工作中。

  庞雷从小喜欢和动物打交道,大学时选择就读动物医学专业。每当聊起动物,庞雷总能娓娓道来,对动物的喜爱之情流淌在言语之间。“动物是单纯的,你对它好,它也会反馈给你,给予一种无法表达的心灵力量。”庞雷说。

  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团队有30余人,他们当中有像庞雷这样科班出身的,也有非专业出身但在工作中练就本领的,承担起海洋动物饲养保育、营养搭配、水质检测、疾病防治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全方位保障动物健康。

  海洋动物的保育、救助并不是一件轻松活,在处理伤口或喂食物时,工作人员时常会遭到动物的伤害。庞雷举起手臂,一块淤青清晰可见。“刚开始救助弗式海豚时,它很害怕,不断挣扎反抗,我不小心就撞到了救助池壁上。”庞雷说。

  实行24时值班制,接到通知就立即赶往现场,第一时间提供救助服务;时常浸泡在保育池中好几个小时,出来时手脚皱巴巴;遇到处于危险状态的动物,要寸步不离守在它们身旁救助过程虽然很艰辛,但是他们觉得一切都值得。

  “被救助的海洋动物刚来到这里时,心里很畏惧人类,处于警惕的状况,不时还会有攻击行为。而经过我们的安抚、照料,它们的眼睛里没有了惊恐、凶狠,走近时还会游来看看你。”庞雷说。

  “塑料袋、渔网等垃圾在水中漂浮时与水母很相似,海龟无法分辨,因此常常会将塑料袋等当作水母吃进嘴里。”庞雷说,由于海龟的口腔中没有牙齿,无法将食物咀嚼变成小的颗粒,而只能将食物撕碎或整个吞咽进去,塑料袋往往会被海龟整个吞进食道。而吞进去的垃圾,即使发现不是食物,海龟也很难将其吐出。

  “海龟面临的生存危机,与人类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海洋环境,让海洋动物免受伤害。”庞雷说。

  近日,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推出最新中短篇小说集《青城》,并修订再版经典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青城》以三篇哀伤又清澈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她们都是一群漂泊 于异乡的年轻女性,她们心怀善意,有着苦中作乐的智慧,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现实却不免艰难,但她们一直生活得认真严肃,满怀理想。

  男作家写年轻女性,并不是十分讨好的事情,但《青城》推出至今,尚无女性读者对徐则臣提出讨伐。而在10月中旬的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分享会上,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说,徐则臣打造了一把把锋利、尖锐、闪光、带着寒气,但实际上是一把软刀子的短篇小说。

  记者:你的新著《青城》中三位女主人公的名字都取自非常富有历史感的三个地名,且这些地方的地域特征都特别明显。这几个名字是否隐含着某种寓意?

  徐则臣:没有特别的寓意,或者说我也不清楚有什么寓意,只是觉得合适,非它们莫属。当然,对这三个名字我都很喜欢,不喜欢也不会用它们来给人物命名,还用来做小说题目。我给人物取名一向很慎重,也从不用人名做小说的题目,这三篇小说是例外。西夏是个古代王朝,居延是古边关,青城取自四川的青城山。如果较起真来,这三个的确不太像人名,尤其不像女性名字,但我就偏执地觉得有一种舍此其谁的妥帖。至于此中真意,就请读者朋友们见仁见智吧。

  徐则臣:难肯定是要难一些,性别差异,很多体验没法那么及物和深入。但是回避不了,你不能因为是一个男作家,就永远不写女性。其实说到底,不管是写女性还是写其他人物,都有一定的难度,你都不是他们,但是你又要把他们写得像他们。不过写女性的确面临很多挑战,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不懂女性”的泥淖,更甚者落下“性别政治不正确”的口实。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最基本也最朴素的方式,就是真诚和坦荡。修辞立其诚,我尽最大努力敞开自己,设身处地地去体贴和理解女性。只要是真诚和坦荡地去理解一个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大抵不会太不靠谱。

  记者:你在《青城》中这样描述这三位女性:“每场风来,她们都得摇晃”,这是指女性的脆弱吗?其中的女子“青城”,你却赐给她一种地母式的包容和坚强。从这些描述中,感觉你对现代女性的态度似乎比较矛盾?

  徐则臣:每场风来,男人也都要摇晃。我只是说她们更敏感,需要承担的东西更多。青城的确有一种地母式的包容和坚强。应该不矛盾。这三个人物是我在不同年龄段写的,《西夏》写于2004年,《居延》写于2008年,《青城》最晚,2019年,这条战线年。写《西夏》时我还在念书,正谈恋爱;写《居延》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到写《青城》,孩子已经8岁了。我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越走越深,对女性的认知必然也在日渐深化。不同的语境中我对女性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是终审结论式的不同,而是关注的侧重点的差异。你要相信,恋爱中的女人和婚姻家庭中的女人不绝对是同一个女人,对一个分别处在恋爱和婚姻家庭状态中的男人来说,这个女人也不会是同一个女人。她在变,在不同的阶段凸显她不同的品质。环境塑造人,差异性的情感状态也必然塑造出不同的人。

  记者:《青城》中的男主人公喜欢鹰。文中对鹰也有诸多细致的描绘。譬如说鹰降落时“如同一声叹息”。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饱含感情。为何会让鹰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

  徐则臣:鹰是舒展的、自由的、超越的,力量与孤独相辅相成。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只鹰,都想象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每一个人的那只鹰都飞不出自己的内心。

  徐则臣:有,我在北京租过很多种房子,有丰富的合租经验。我还租过称不上房子的房子,在院子里临时搭出来的违建,单薄、矮小,刚进11月就冷得要盖两床大被子,要不真撑不住。

  记者:《青城》中的两个男主人公,一个喜欢画画,另一个喜欢书法。且女主角最后还以临摹赵熙书法为生。这是否表明女主人公对感情的抉择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是小说作者内心的折射?

  徐则臣:这个变化是我写作时没有想到的。如果你说这是我潜意识的结果,我可能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很喜欢赵熙,那段时间我也在临赵熙的字。而且如果作为商品出售,按件算,书法作品的产出速度还是要比绘画快,青城既然这么有天赋,生活又窘迫,我就想让她多挣一点。

  记者:从《北上》到《青城》,你时常会很巧妙地发思古之幽情。感觉你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很深的执念?

  徐则臣:人到中年,越来越喜欢传统文化,可能骨子里就是个怀旧的人。过去年轻,天天想着新鲜时髦现代,盯着自己要与时俱进。这两年自然而然地就开始看古书、听传统戏曲,对传统的手工艺也兴致盎然,当然书法和中国画是一直就喜欢的。我希望能从源头上找到一些东西,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中,汲取可以激活当下生活和写作的营养。简单地说,就是尝试寻找老祖宗的遗产中可资现代性转化的元素,比如传统文学中的一些别具价值的叙事资源。我也希望自己的小说在审美和达意之外,能够多一些历史和文化的附着。这也是所谓的“中国文学”“是其所是”的题中应有之义。

  徐则臣:想写一个以侦探为外壳的长篇小说,还没准备好。现在做一点分解动作,在写一个“鹤顶侦探”系列的主题短篇小说集,以运河边一个叫鹤顶的小镇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讲他经历的一系列案件。已经写了四篇,发表了三篇,分别是《虞公山》《船越走越慢》《丁字路口》。我写得慢,慢慢来。

  徐则臣,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耶路撒冷》《北上》《王城如海》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韩、蒙等二十种语言。

  十几年前写过两个中篇,《西夏》和《居延》,西夏和居延都是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有来头,一是历史上的西夏王朝,一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女人取这名字合适吗?合不合适都取了。实在是喜欢这两个词。人名有暗示,西夏和居延两位女士在小说中最终展开出的经历和命运,想必跟她们的名字也有关系。写作者常有莫名的执念。写完《西夏》和《居延》,总觉得还得再有一篇小说和一个人,这个人叫青城,她来了,三姐妹才算齐了。为什么叫青城,我也说不清楚。很多年前去峨眉山,蜿蜒的山道上转得我头晕,心里冒出一个词:青城。西夏、居延、青城,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三姐妹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但是这个叫青城的姑娘,这个叫《青城》的小说,迟迟不来,一晃十年过去。十年里从未忘记过“青城”,十年来也从未放弃过《青城》。

  现在,《青城》来了。我把它放在成都来写,放在杜甫草堂边上写。去过杜甫草堂,也了解过成都的地形、历史和杜甫当年来浣花溪边置茅屋过生活的传奇;穿行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又想起峨眉山道上头脑中冒出的那个名字。青城,心里纠扯地疼一下,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呼之欲出了,她必定美好得让人心碎。就她了,回来开始写《青城》。

  小说没有故作高深,我也不打算附会,说它有多么微言大义,在里面你看见一个有所心动的爱情故事,就足够了。若是其中果有更多的东西,那就交给阐释者和批评家来说,我只说写作的背景。

  我喜欢鹰,喜欢看它们的翅膀舒展若垂天之云。我也一直向往到高山之巅去给那些飞翔的鹰拍照。有一段时间我在临赵熙,如小说中所写,朋友说我的字太放,赵熙可以让我收一收。我喜欢成都,但每次去成都从没超过三天,该干的活儿干完了,吃顿火锅就走。也因此,写到成都的方言特别没底。小说写完后,发给成都的兄弟,请他帮我把对话顺了一遍,在此再表感谢。

  朋友读过《西夏》和《居延》,看完《青城》略有遗憾,他更希望青城是一部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他说,你看,《西夏》《居延》《青城》,如果都是中篇,故事丰足之外,另有形式均衡之美。我深以为然。但小说有了自己的意志后,只能行当所行、止当所止,作者不过是个抄写员。于是我说,也作自我安慰:遗憾和失衡是另一种美。

  今年是许觉民100周年诞辰。许先生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曾任三联书店副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等职,在几十年的出版和文学生涯中,与众多文化名流保持着长久而友好的交往。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与这些旧雨新知交往之余,许觉民随手记下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这些有趣的文字让我们了解了文化名人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也为后人保存了一份难得的文学史料。

  许觉民第一次听说叶圣陶的名字是在少年时期,当时叶圣陶与教育家夏丏尊合写了一本中学生课外读物,两人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一节,先刊登在《中学生杂志》上,总共写了32节,最后编成《文心》一书,将中学国文课所涉及的知识,编入日常生活交流之中。许觉民对这本书十分感兴趣,认为这是中学生课余最好的读物之一,多年以后,他在《记叶圣陶先生数事》中这样写道:“我在少年时读过他与夏丏尊合写的《文心》香港最快现场开奖直播一本语文知识与文学故事熔于一炉的少年读物,讲论叙事,十分感人,给我的印象和教益至深。从那时起,我对圣陶先生就有一种晚辈对一位学养有素的长辈的崇敬心情。”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许觉民对叶圣陶更加崇敬。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叶圣陶义愤填膺,愤怒地写下了《多说没有用 只说几句》的文章,文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今天,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怕死的。”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给许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在我的脑海里,圣陶先生的形象愈战愈强,从写《文心》《稻草人》《倪焕之》的作家,一跃而为一位勇敢的民主战士了。”

  1940年代中后期,许觉民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出版机构工作,经常遇到叶圣陶,不过这时两人还不相识。每天5点多钟,叶先生从开明书店下班出来,偕同徐调孚、王伯祥、周予同几位要好的同事,到福州路一家小酒馆小酌。他们几个喝的是绍兴黄酒,佐酒的大都是豆腐干之类的小菜,饮后各自回家。许觉民对叶圣陶这种恬淡而洒脱的休息方式非常羡慕,认为这是生活中一种小小的乐趣,也是在人生的苦海中寻找一点淡淡的惬意。

  两人正式交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许觉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叶圣陶夫人胡墨林女士也在那里,每当她有病或有急事不来上班,叶先生总是让人捎来信件,为夫人请假。因为这些事情,许觉民与叶圣陶渐渐熟悉,并成为忘年之交。许觉民回忆,那时他才30多岁,而叶老则有着“人生交契无老少”的宽厚气质,“他不嫌弃我,不用说,我益发敬重他。”

  叶圣陶秉性诚笃,是非分明,对于骄横专断的人极为鄙视,这一点给许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改革开放后,许觉民经常去拜访叶老,两人谈天说地,相谈甚欢。谈笑之余,对于不入眼之事,叶老总是义愤填膺,对社会上的种种邪门歪道,益发有切齿之恨。这种刚正和凛然的形象,一直印在许觉民心中,也保留在他的文字里。

  聂绀弩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作家,许觉民与其结识甚早,后来又一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成为同事和好友。许觉民眼中的聂绀弩,是一位散淡疏放的人:“我每当默念到绀弩时,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颀长的身材,悠闲地走步,落拓不羁散淡自在,一个气质疏放的形象。”

  许觉民与聂绀弩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当时聂在《力报》编辑副刊《新垦地》,许觉民投过几次稿,两人由此结识。聂绀弩工于小说和诗歌,杂文也是脍炙人口,抗战时期他的杂文在西南地区流传甚广。许觉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韩康的药店》,文章用西门庆霸占韩康药店来影射封闭进步书店,他对聂绀弩不畏强权的风骨极为佩服。

  1950年代初聂绀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与许觉民成为同事,两人久别重逢,往来颇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万象更新,聂绀弩心里充满了喜悦,写了不少诗,也读了一些书。不久,聂绀弩接受了标点和注释《水浒》的任务,他做得很认真,反复讨论确定注释文稿,选了原来绣像本上精致的章回插图,书名特地请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题签,封面选了湖州绫缎的花。